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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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先作为指挥员,却没列入大渡河17勇士,1990年杨得志为他正名

访客

长征路上先锋,大渡河畔英雄。

这是1991年4月,杨得志书写的悼念挚友孙继先去世1周年的字幅。长征期间,开国中将孙继先作为指挥员,带领17名勇士成功强渡大渡河,在他的戎马生涯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军一直对外宣传的是“大渡河17勇士”,作为指挥员的孙继先,并未被列入在内,这是为什么呢?


孙继先

1911年,孙继先出生于山东曹县尖嘴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武艺,特别是对刀、枪、棒和三节棍非常精通。1931年1月,国民党第26路军到曹县招兵,孙继先被顺利挑中,成为了第26路军第73工兵营的一名二等兵。

不久以后,第26路军奉命开往江西“围剿”红军。1931年11月,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的率领下,第26路军共1.7万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孙继先随部队起义后,被编入中央红军第5军团,并于1932年2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孙继先任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第1营营长,担负着先头部队前卫营的重任,一路突破了敌军的各种围追堵截。1935年5月23日,红1团经过70公里的强行军,在安顺场前的一个大镇子上停了下来。

这里离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只有10多公里,大渡河位于四川中西部,是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中水深流急。太平天国时期,翼王石达开带着2万名将士转移至此,正逢冰雪融化、大雨滂沱,石达开虽然组织部队多次渡河,但均遭失败,最终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绝境中全军覆没。


石达开

此时中央红军的处境与石达开当年的形势毫无二致,十分险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大渡河的所有渡口,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数十万人追赶。蒋介石也断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决定派孙继先的1营消灭守在安顺场的国民党军,找到船只,强渡大渡河,为长征中的红军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来。刘伯承还要求孙继先每完成一项任务,就点一把火作为信号。

出发前,聂荣臻问孙继先:“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聂荣臻

孙继先高声回答:“管他什么十达开、九达开的,咱们是红达开,到哪里哪里就得开!”

5月24日晚,孙继先带领全营赶到了安顺场,并消灭了这里的守敌,但由于敌人已把船拢到对岸,他们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只船。

但孙继先光顾着找船,忘了点火发信号了。焦急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派人来前线打探情况,才知道孙继先已经占领了渡口。刘伯承见到孙继先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一脸认真地解释说:“一是大雨,野地里点不着;二是我们在路上听老百姓讲,敌人正要放火烧了这镇子,我们一来就放火,老百姓怎么想?三是光顾着打仗、找船,把点火的事给忘了!”

刘伯承听后点头说:“好吧,1营睡觉,我们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买来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刘伯承

这个晚上,孙继先和全营的指战员都睡不着,大家聚在一起吃着东西,说说笑笑,等待着战斗时刻的来临。

第二天早上,孙继先从1营2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任突击队长。他们每人佩戴一把大刀,背一挺冲锋枪,一支短枪,带着五六个手榴弹和工作器具,很快便准备完毕了。

但由于一条船太小,装不了17个人,孙继先临时决定突击队分两批渡河,熊尚林先带领8名同志第一批渡河,等船回来以后,再由孙继先带领剩下的8名同志第二批渡河。


战斗发起以后,第一批的9名勇士很快过了河,船很快又把孙继先等剩下的9名勇士运了过去。战斗异常激烈,时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在文章《大渡河畔英雄多》中这样描述战斗的情形: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孙继先带领突击队过河以后,又在渡口下游缴获了两只船,保证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大渡河。红1团渡河后,又策应红2师4团夺取泸定桥。在过泸定桥的时候,孙继先裹着毛毯,扛着机枪,冲到距泸定桥几米处时,突遭敌机扫射,几发子弹从他肩头飞过,他以为中弹了,但仍冒着炮火向前冲,到桥头一看,只是毛毯打了几个洞,肩部只受了点轻伤,可谓非常惊险。


飞夺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以后,孙继先在红1军团的《战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七个强渡的英雄》的通讯,文章中只记录了强渡的17名勇士的名单,并没有提到他自己。因为孙继先觉得自己作为指挥员,应该把荣誉让给英勇的战士们,因此把自己的功绩隐去了。

1956年,为了在第二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总结军队历程,并编一部书。总政很快在全军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活动”,并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广泛发出征文启事,同时从总政文化部和宣传部共调来10人,成立了一个编辑部。

征文启事发出以后,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来稿,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也很重视此次活动,他积极动员学院的教员和学员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正好此时杨得志和孙继先分别担任学院战役系的正、副主任,刘伯承要求他们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


刘伯承

起初孙继先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便推辞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但刘伯承却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刘伯承的要求下,杨得志和孙继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一篇回忆强渡大渡河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被编辑部选中,并编入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在1960年出版。


《星火燎原》

刘伯承也写了一篇文章《回顾长征》,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地指出渡河的是18名勇士。

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一位空军中将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17勇士还是18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18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当时孙继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旁边一位老同志听不下去了,他悄悄对孙继先说:“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议结束后,军委要求总政治部查实强渡大渡河的到底是17勇士还是18勇士,但能找到的资料只有当年《战士报》上那篇《十七个强渡的英雄》的通讯和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最终总政确认强渡大渡河的就是17勇士,并要求各单位在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17勇士”的口径。


孙继先本人对此看得很淡,但他的子女们后来看到有关大渡河的宣传没有他时,都为他感到不平。但孙继先却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文章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了,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

孙继先的这番话,充分彰显了他的高风亮节和伟大人格。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丛书选用杨得志关于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时,却把关于渡河的内容改成了这样: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孙继先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并不在意文章没有提到自己,但战斗的过程也被篡改,完全不符合史实,这让他很接受不了,于是他专门找到了杨得志说:“咱们红1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杨得志和孙继先

杨得志看了这篇文章后,也很恼火,因为书出版时他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直接把“18勇士”改成了“17勇士”,而且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但鉴于丛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安慰孙继先说:“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杨得志没有食言,他在1985年撰写的回忆录《横戈马上》中,就专门澄清了关于强渡大渡河的史实,他写道:

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享年79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去世后要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不久以后,杨得志在和孙继先的儿子孙东宁聊天时,激动地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

就在此时,相关部门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生平》中对孙继先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是这样写的:

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得志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正是在杨得志的坚持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孙继先的勇士身份和那段真实的历史,相信孙继先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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